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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松涛声！”林云兴奋地说，但我没有那个雅兴，只顾裹紧大衣。在纷飞的雪雾中，远方的山峰只有模糊的影子。

    班机从莫斯科飞了四个小时在新西伯利亚机场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机场降落时又深了一层，只有想到这里离中国更近了，才感到一丝安慰。

    接到那个留言后，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信息后面有很多东西，但我做梦都想不到真会有到西伯利亚来的机会。一周后，林云通知我同她一起参加一个技术顾问团赴俄罗斯，她告诉我，中俄两国关于在中国境内组装苏30歼击机的谈判已基本完成，这个顾问团是随一个低级别的军事代表团赴俄敲定一些细节问题，我是顾问团中唯一的一名雷电专家。我感到这事绝非巧合，就问林云她是怎么搞到这种机会的，她神秘地说：

    “我使用了一次特权，这种特权在找大型机时我都没用，这次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我不知她说的特权是什么，也没再问下去。

    到莫斯科后，我发现在代表团的活动中自己根本没事可干，林云也一样。我们跟着代表团访问了苏沃霍夫设计局，又跑了军工联合体的几个装配厂。

    在莫斯科的一个傍晚，林云向团长请假后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饭店。我去她的房间里看她，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睛红着，脸上有泪痕，这让我很惊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会哭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好问，以后在莫斯科的三天里，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从这件事我发现，林云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代表团登机回国时，我俩却登上了飞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飞机。其实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不比从北京去近多少。

    我们在机场找到了一辆车去诺克思柏克科市，司机告诉我们要走六十公里路。冰雪覆盖的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纷飞的雪雾和黑色的丛林。林云能讲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语，她和司机好像很谈得来。那司机扭头看了一眼冻得发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语继续对林云说：

    “……科学城源自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浪漫的想法，这种想法充满了当时的那种单纯和天真，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实，它并不像你们所听到的那么成功：它远离大都市区，交通困难限止了科技辐射作用。人口太少形不成都市文明，违背了人类向往大都市的理想，徒劳地与大都市抗争，最后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迁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您可不像是干出租车的。”我评论道。

    林云介绍说：“这位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员，他……您刚才说您的专业是？”

    “我从事远东经济区的未开发地区资源综合规划研究，一项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谁都用不着的学问。”

    “您失业了？”

    “还没有，今天是星期天，我这两天挣的钱要比一个星期的工资多。”

    汽车驶进了科学城，两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在雪雾中掠过，有一次，我肯定看到了一尊列宁的塑像。这是一个让人产生怀旧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不能使人产生这种感情，它们太旧了，旧得与你没有关系，旧得让人失去了感觉。但像这样年轻的城市，却使你想起一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你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时代，你自己的公元前。

    车停在了一幢五层楼前，这里可能是一个住宅区，一排排的楼房看上去一模一样。司机在离开时从车窗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这是城里最便宜的住宅区，但这里住着的可不是最便宜的人。”

    我们进门后，里面很黑，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种天花板很高的住宅楼，门厅的墙上贴着几张各个政党地方选举的招贴画，再往里就只能摸索着前行了。我们借着打火机的光辨认着门牌，一直上到五楼，绕过楼梯口，我举着已烫手的打火机正要找561号，听到一个浑厚的男音在什么地方用英语喊：

    “是你们吗？为bl来的？左手第三个门。”

    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这房间给人两个相矛盾的感觉：首先觉得很暗，然后觉得天花板上的灯很刺眼。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味。这里到处堆着书，显得有些乱，但还没有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一台电脑的屏幕闪动了一下就灭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电脑前站起来，他胡须很长，脸色有些苍白，年龄看上去有五十多岁。

    “在这儿住久了，听楼梯响就知道来的是生人，而能到这儿来的生人，只有你们了。我相信你们会来的。”他打量了我们一眼，“很年轻，同我刚开始这可悲人生时一样。中国人？”

    我们点点头。

    “我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过中国，作为一个水电工程师，帮助你们建设三门峡水电站，听说帮了倒忙？”

    林云想了想说：“好像是，你们没考虑到黄河的泥沙淤积，所以那个大坝会给上游造成洪灾，至今不敢蓄水。”

    “啊，又一个失败，那个浪漫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只有失败了。”

    “亚历山大?格莫夫。”他自我介绍道，我们也做了自我介绍。他又打量了我们一眼，这一次目光更加意味深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年轻，你们还是值得救的。”

    我和林云惊诧地对视了一眼，然后使劲猜他那话的含义。格莫夫把一大瓶酒和一个玻璃杯放到桌子上，然后到处翻找着什么，我注意到电脑两旁空酒瓶林立。我和林云乘机又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现在才明白刚进来时产生那种矛盾的感觉是什么原因了：这个房间的墙壁都贴着黑纸，简直像一间暗室。年久失修墙里渗出的水浸掉了颜色，使黑墙上出现了许多白线和白斑。

    “啊，找到了，真该死，我这儿很少来人。”格莫夫又把两个空杯子放到桌子上，然后向三个杯子里倒满了酒，这是那种私酿的伏特加，呈白色的浑浊状，那是喝茶用的大玻璃杯子。我声明自己不能喝这么多。

    “那就让这姑娘替你喝。”格莫夫冷冷地说，然后把自己那杯干了，接着又满上。

    林云倒没推辞，令我咋舌地把那一大杯干了，伸手拿过我那杯又喝下去一半。

    “您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对格莫夫说。

    格莫夫不说话，只是给自己和林云倒酒。他们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好长时间不作声。我看看林云，想让她说些什么，她似乎传染上了格莫夫的酒瘾，又一下子灌下去半杯，然后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我着急了，用一个空杯子在桌子上蹾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偏头向旁边的墙上示意了一下。

    我再次注意到那奇怪的黑墙，发现那些黑纸上还有一些模糊的图像，凑近仔细看，发现那都是些大地上的景物，建筑树木之类，好像是在夜间拍的，都很模糊，大部分呈黑色的剪影。再看那些白斑和线条，我的血液顿时凝固了。

    在这个很大的房间里，包括天花板在内的所有墙壁，被无数张球状闪电的黑白照片严严地覆盖着。

    那些照片大小不一，但大部分只有三到五英寸左右，所以其数量让我难以想象。我一张一张看过去，那些照片没有一张是重复的。

    “看那里。”格莫夫说，手指着门的方向。我们抬头望去，只见刚进来的门上贴着一张大照片，那似乎是一个日出的画面，太阳刚刚升出地平线，白色的光球内有丛林的剪影。

    “这是1975年在刚果拍的，它的直径——”格莫夫又干了一杯，“有一百零五米，爆炸后把两公顷森林烧成了灰，并把一个小湖泊煮沸了。更奇怪的是，这个超级球状闪电是在晴天出现的。”

    我从林云那边拿过一个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干下去，让这疯狂的一切旋转起来。我和她一样不想说话，想使震惊和思绪平息下来。我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一堆堆的书上，伸手拿了最近的一本，这次失望了，我不太懂俄文，但从扉页那幅头顶上长着世界地图的作者像上就知道它是什么了。林云把书拿过去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新思维》。”她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刚进来时不觉得太乱，这乱堆的书装帧精美，且都是一样的，全是《新思维》。

    格莫夫说：“你们想要的那些资料我也有过，这间房子都堆不下，但在十年前我已全部付之一炬了。然后我就大量买这书，我要靠它生活的。”

    我们不解地看着他。

    格莫夫拿起一本来，“看它的封面，字都是烫金的，用酸液可以把上面的金粉洗下来。你可以大量按批发价买进这书，因为卖不了可以退回发行书店的，只要把封面的字用假金粉描上，不过后来不描了，他们也没注意到。这活儿很有赚头，我对作者唯一的不满就是书名怎么不他妈取长些，比如《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建立新民主体制并融入民主社会并成为其亲密一员的可能性的新思维》。可这钱没赚了多长时间，红旗就从那个尖顶上落下去了，书皮上就没金了，后来书也没了。这些是我最后买的那批，放在地下室十年了，现在木柴涨价，想起来用它烧壁炉不错，啊，真是，客人来了，壁炉应该烧起来……”他拿起一本书，用打火机点着了，凝视了它一会，“纸质多好，十年都不发黄，说不定是西伯利亚的白桦木做的。”说完把它扔进了炉内，又扔进去两本，火旺旺地烧起来，红光在那无数张球状闪电的照片上跳动，寒冷的房间里有了些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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