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此语作何解？汉宋诂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辨其中名词含义若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僖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无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野人之尧与瞽叟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豖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尽心》章：“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论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作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　卫　宋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豖韦。宋为商之宗邑，韦自汤以来为商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孑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　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伯辞于晋曰：‘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又昭二十，晏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地理志》云：“齐地殷末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以齐宗教为证。王静安曰：“曰‘贞方帝卯一牛之南□（原文此处为方框）’，曰‘贞于东’，曰‘己巳卜王于东’，曰‘于西’，曰‘贞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方帝之祀矣。”（《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下六十页。）然则荀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曰黄飞虎。黄飞虎之祀，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祀同样普遍。太公之祀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士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亳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帝国旧土分为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故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及多瑙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阿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丁范围中。遗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征服而暂衰，入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儒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五行之说，又起而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地伦理化、理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谟》一类君臣赓歌的文章。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

    原载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

    大东小东说

    ——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一、大东小东的地望和鲁、燕、齐的初封地

    《诗·小雅·大东》篇序曰：“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其二章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大东小东究在何处，此宜注意者也。笺云：“小也大也，谓赋敛之多少也。小亦于东，大亦于东；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此真求其说不得而敷衍其辞者。大东在何处，诗固有明文。《鲁颂·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已明指大东所在，即泰山山脉迤南各地，今山东境，济南泰安迤南，或兼及泰山东部，是也。谭之地望在今济南。谭大夫奔驰大东小东间，大东既知，小东当亦可得推知其地望。吾比较周初事迹，而知小东当今山东濮县、河北濮阳大名一带，自秦汉以来所谓东郡者也。欲申此说，不可不于周初方域之迹有所考订，而求解此事，不得不先于东方大国鲁燕齐之原始有所论列焉。

    武王伐纣，“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其结果诛纣而已，犹不能尽平其国。纣子禄父仍为商君焉，东土之未大定可知也。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卒，周公摄政，武庚以商奄淮夷畔，管蔡流言，周室事业之不坠若线。周公东征，三年然后灭奄。

    多士多方诸辞，其于殷人之抚柔益致全力焉，营成周以制东国，其于守防盖甚慎焉。犹不能不封微子以奉殷社，而缓和殷之遗民，其成功盖如此之难且迟也。乃成王初立，鲁、燕、齐诸国即可越殷商故域而建都于海表之营丘，近淮之曲阜，越在北狄之蓟丘，此理之不可能也。今以比较可信之事实订之，则知此三国者，初皆封于成周东南，鲁之至曲阜，燕之至蓟丘，齐之至营丘，皆后来事也。兹分述之：

    燕　《史记·燕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既执陕西之政，而封国远在蓟丘，其不便何如？成王中季，东方之局始定，而周武王灭纣即可封召公于北燕，其不便又何如？按，燕字今经典皆作燕翼之燕，而金文则皆作郾。著录者有郾侯鼎、郾侯戈、郾王剑、郾王喜戈，均无作燕者。郾王喜戈见《周金文存》卷六第八十二页，郾王大事剑见同卷补遗。其书式已方整，颇有隶意，其为战国器无疑。是知燕之称郾，历春秋战国初无二字，经典作燕者，汉人传写之误也。燕既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1]。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

    鲁　《史记·鲁世家》：“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世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大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乎，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按，今河南有鲁山县，其地当为鲁城之原。《鲁颂·宫》云：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无贰无虞，上帝临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

    此叙周之原始，以至鲁封。其下乃去：

    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则初命伯禽侯于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移之事，何劳重复其辞？且许者，历春秋之世，鲁所念念不忘者。《宫》：“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左传·隐公十一年》：“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壬午，遂入许……齐侯以许让公。”灭许尽鲁国先有之，鲁于许有如何关系，固已可疑。春秋只对许宿二国称男，男者，“侯田男”也，见近出土周公子明锡天各器，然则男实为附庸。宿介于宋鲁之间，《左传·僖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此当为鲁之附庸。许在春秋称男，亦当以其本为鲁附庸，其后郑实密迩，以势临之，鲁不得有许国为附庸，亦不得有许田，而割之于郑。然旧称未改，旧情不忘，歌于《颂》，书于《春秋》。成周东南既有以鲁为称之邑，其东邻则为“周公之宇”，鲁之本在此地无疑也。

    楚者，荆蛮北侵后始有此号。《左传》庄十、庄十四、庄二十三、庄二十八，皆称荆。僖公元年，“楚人侵郑”以下乃称楚。金文有“王在楚”之语，知其地必为嵩山迤南山麓之称。《史记》载周公当危难时出奔楚，如非其封地，何得于艰难时走之乎？此亦鲁在鲁山之一证也。

    且周公事业，定殷平奄为先。奄当后来鲁境，王静安君论之是矣。周公子受封者，除伯禽为鲁公，一子嗣周公于王田中而外，尚有凡、蒋、邢、茅、胙、祭。如杜预所说地望可据，则此六国者，除蒋远在汝南之南境不无可疑外，其余五国可自鲁山县东北上，画作一线以括之。卫在其北，宋在其南，“周公之宇”东渐之形势可知也。
    第(2/3)页